昨天在大众书局看了几个小时的书，名叫《后王小波时代》，序中说了王小波现象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并逐渐成为主流。王小波一直到死前都不能算个作家，因为根本得不到承认，王小波自己声称能出一本书比写一本书还难，所以在此之前大陆人知道王小波的人甚少，更不要说研究了，相反的在港台的名气倒是不小，王小波酷爱自由，这与那个时代显得格格不入，互联网的发展恰巧成为了必要的因素，带豆瓣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做爱做的事，交配交的人 正是王小波的精神正在而且还将影响着我们的写照。

1996年，王小波在他的一篇题为《有与无》的杂文中这样写道：“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心气总是很高的，最后总要向现实投降。我刚刚过了四十四岁生日，在这个年龄上给自己做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我总觉得，我这一生决不会向虚无投降。我会一直战斗到死。”
1997年4月11日，距离王小波写下上述文字的日子还不到一年，他就因心脏病而辞世，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一语成谶？
据说王小波在死前那一刻依旧在写作，而这正是他选择的战斗方式——“我从小就想写小说，最后在将近四十岁时，终于开始写作——我做这件事，纯粹是因为，这是我爱的事业。是我要做，不是我必须做——这是一种本质的区别。我个人认为，做爱做的事才是‘有’，做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则是‘无 ’。”
很多年前，第一次看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有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原来对抗虚无的方法竟然如此简单。
但问题就是，方法虽然很简单，但做起来却很难，转眼间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依旧没有开始着手去做爱做的事，我依旧在做着一些我打心眼里就不想做的事。
当然，我也可以这样安慰自己，大多数中国人不都是这样嘛，从小到大都是别人替我们设计人生——小时候是家长和老师替我们设计人生，长大了则是单位、政府和社会替我们设计人生。结果从小到大，我们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最爱做什么，或者即使知道了，但迫于各种压力，总是没办法着手去做。
不过，我很清楚，我不能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外界环境身上，我之所以没有去做爱做的事，我自己要负最大的责任。这几年，或许是因为年轻，或许是因为浮躁，总是去做一些急功近利的事——和那些我爱做的事相比，这些事多半很容易做，而且很快就能得到回报。
但我还是受到了惩罚，做急功近利的事虽然能很快得到回报，但回报通常很低。因为这种事通常没什么门槛，缺乏原创性和不可复制性，我能做，别人也能做。而且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急功近利的事不是我爱做的，所以我做得异常痛苦，并因此觉得人生无比虚无，似乎完全丧失了存在感。例如昨天我刚刚写完了一家出版社和我约的一部我自己并不感兴趣的题材的书稿，签约稿合同的时候本以为我可以很轻松写完，但由于那是我打心眼里就不想做的，所以写到一半的时候我真的快要崩溃了，我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抑郁症，那时我真的觉得我要是站到阳台上就会有想去体验一把自由落体运动的冲动。于是，当我还没写完那本书的时候，我就发誓我以后无论如何也要尽我可能地去做爱做的事，不再去做那些我打心眼里就不想去做的事。
我的豆友本来老六在他的一篇评论中曾这样写道：“肉体接着肉体，大家都是肉体，其实大家又都不止是肉体。无论是谁的精液，又无论多么多的精液终将无痕，我们的痕迹究竟又在哪里？或者说，我们又以为我们可以做到什么？”
也许就像他说的，我们这一生真的什么都做不到，而我们的肉体也终将丧失所有存在过的痕迹，但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似乎更应该去做爱做的事，去交配交的人，否则我们就真他妈的太对不起我们只可能拥有一次的我们的生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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